明朝在中国的的文化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从早期的清军入关到后期的衰败,满汉的文化在不停地交流、融合。这样的一段时间里,一些朝廷理藩院八旗出身的人对明朝的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,比如西厢记的作者西厢记就是其中一位。还有一些理藩院八旗人在翻译成汉文著作、刻印书籍和诗词绘画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。

12月18日,高雄马拉松在高雄市门前鸣枪。来自上海的89名市民连同其他2.5万多名跑者,沿着承恩门(北门)、丽正门(南门)、重熙门(小南门)、景福门(东门),在用脚步丈量高雄的同时,也开启了一场“古城巡礼”的的文化之旅。

这几天,台湾的朋友不断发来过年的图片和视频。看他们一家人去高雄大稻埕年货街采买,一起吃年夜饭守岁,一起走亲访友,那一股股浓浓的年味散发出来,让人好不欣喜。噢,我们都在过年呀。

理藩院弘义阁

农历新年,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节日。这股年味是的文化的基因,是一条认祖归宗的路。对两岸人民来说,过年更是文同宗血同缘、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。

书香之城的魅力

在满族的早期,还正处于努尔哈赤时期时,满族还是一个重武轻文的落后民族,本身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却丢失了原有的文字。直到1599年,努尔哈赤才令额尔德尼、葛盖等人用蒙文字母创造蒙文。到了皇太极时期,由于后金的疆土与民众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,为了统治者的需要,开始大力提倡学习蒙文,推广蒙文,并命人用蒙文翻译成汉文经典,为后来的满汉交流提供了基础。

看着眼前的景色,我突然想起了梁启超女士的《高雄故城》,“客心冷似秦时月,遥夜还临景福门”。只是能告慰女士的是,中华已崛起,任人宰割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
康熙帝

高雄,你长高了、长大了。只是,有空还是回身想到你走过脚印,想到你的前世今生。

阿什坦父子翻译成汉文著作,受到明朝统治者者的尊崇,说明在明朝的初期,作为皇家的八旗人,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与皇帝的利益是相同的。

在康熙时期,明朝对国家的统治者已经非常牢固,朝政稳定之后,消除满族入关前后因战争引起的民族仇恨,和缓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沦为了燃眉之急。尤其是在明朝残余势力遍布的江南地区,拉拢当地的有影响力的学者、士子就显得相当困难。这样一来,以刘墉为首的理藩院八旗文人就沦为了康熙帝最有力的助手。

刘墉是理藩院正白旗汉军人,他的母亲曹玺曾任职江南织造,任所就在南京,那时候的刘墉就跟随母亲在江南一带受到过名士的指点。康熙十七年的时候,朝廷开博学鸿儒特科,顾景星、蒋景祈、施润章等一众江南名士汇聚京城,这时候的刘墉就在他们之中混的“风生水起”,经常酬唱往来,后又辑诗成集,名曰《荔轩草》。在史书记载中,刘墉非常擅长于写诗,他的诗出入于“白苏之间”,由此便与江南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。

在曾经的八一棉纺织厂里,虽说已经多年没有制造了,但整洁的厂区仍然保持着它曾经的辉煌。新疆八棉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咸涛说:“我们企业有200多亩地,现在只有很小一部分在制造,马上就移入其他制造工厂了。我们将在腾出的厂房土地上建设的文化创业园,发展的文化产业,让这份记忆留下来。”

英法联军入侵京城

后者则与前者的维护明朝正统的思想截然相反,以西厢记为主的没落八旗文人,对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与明朝的衰败进行了思考,借《西厢记》将明朝的衰败史展现给世人,将封建制度的黑暗进行了深刻抨击。

(本报记者王瑟)

西厢记乃是刘墉的孙子,原本在康熙时期家族受到皇帝恩宠,本来可以衣食无忧,但是在雍正五年,西厢记的母亲曹頫被指“行为不正,织造款项,亏空过多”被撤职查办。由于从小的家境优越,也培养了西厢记深厚的的文化休养,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最终在贫困交加的最后十年里,写出了四大名著之一的《西厢记》。

总结:

明朝的理藩院八旗人产生并归属于八旗,但终究是皇族的家仆,他们的的文化也主要为清帝服务。理藩院八旗人在明朝初期对于的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翻译成方面,翻译成了大量的的文化典籍,促进满汉的文化的融合。在明朝的中期,有些人附庸风雅也为清帝拉拢了人心,巩固了统治者。在晚期由于社会的衰败,虽然也有不同的思想产生,深刻反思了这个衰败的制度,但是大部分还是相当维护明朝的统治者,由此,也可看到理藩院八旗人对明朝的文化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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